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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丘树宏: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中新社广州1月3日电 题: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专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

  中新社记者 方伟彬

  广东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好像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对此有不同看法。

  日前,丘树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并结合当下探讨了岭南文化在未来还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哪些贡献?

  丘树宏:在我看来,自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至今,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过六大贡献,包括:以赵佗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贡献;以六祖文化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贡献;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贡献;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化贡献;以中共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贡献;以改革开放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贡献。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沙湾飘色表演。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南越武王赵佗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丘树宏: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统一了南越。任嚣担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不久,任嚣病重而殁,其时秦二世当政,中原动乱,任嚣委托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并交代赵佗自立为王,以保住岭南不受战火涂炭。赵佗实行“和辑百越”,将南越治理得很好,为汉朝保住和提供了一方偌大的疆土。

  本人从2015年开始关注赵佗,并开始赵佗题材的文艺创作。我在2016年主创并于2017年开始公演的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中,用三句话评价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

广东广州,大学生扮演的南越王卫队首次亮相羊城闹市街头。陈骥旻 摄

  赵佗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从另一端即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岭南文明。史书记载海上丝路起始于汉代,可以推断赵佗很早就已经与异域有了交往,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异域文物,更印证了上述看法。

  从秦代开始,尤其是汉代之后,整个岭南完全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明;岭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广东粤剧院,网络直播粤剧经典剧目《一把存忠剑》。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赵佗之后,岭南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六祖惠能,他对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哪些贡献?

  丘树宏:六祖惠能大师,俗姓卢,与赵佗一样祖籍河北,是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之后。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六祖惠能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以一种六祖文化为中国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中新社记者: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包含了哪些要素?各有什么特点?

  丘树宏: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

广东省汕头市,英歌舞表演。陈骥旻 摄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范围是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和广西地区的桂系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长期形成的风格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认同的纽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源自中原汉人南迁时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时期的华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汉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

  潮汕文化,隶属于岭南文化,广东三大文化之一,是汉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汉文化。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创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特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潮汕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贯穿于潮人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广东潮州载阳茶馆里的潮剧表演。陈楚红 摄

  岭南的三大族群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华侨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中国公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后来统称为华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

  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形态独特,它形成于异国他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在国,又将异域文化带回祖(籍)国,反哺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青年在广州东坡晴川苏公祠里舞狮。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如何概括孙中山文化?

  丘树宏: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

  “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红色文化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丘树宏: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广东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更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圣地。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

  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在华南最早推介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方针。

广东省广州市,纪念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里产生了哪些新的文化?未来可以进行哪些新的探索?

  丘树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2018年,广东省委作出“1+1+9”工作部署,奋力开创新时代广东各项工作新局面。2020年,广东全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202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人民币,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五仙赠穗”表演。陈骥旻 摄

  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广东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广东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擘画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更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丘树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作者:闫坤、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并对“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出了要求。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迫切需要,必须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总体向好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近年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总体向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

      一方面,我国产业体系完备的特征不断强化。近年来,我国不断巩固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优势。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高铁、5G技术和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先后成长为领先世界的关键产业链。

      另一方面,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在此基础上,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极大提升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我们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些领域已经呈现出外商投资主动与我国发展战略相契合的趋势,为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助力。

      但还需要看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尚需解决一些痛点难点问题。

      一是中小企业较为脆弱,这加大了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重在“链”,即产业生态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需要大中小企业协力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要素,实现融通发展、内外联动。虽然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且单个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影响较小,但其对经济环境较敏感、抗风险能力较低,是存在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的主要“节点”。

      二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制度建设着眼,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

      三是关键技术、设备和物资仍存在“卡脖子”风险。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尚存在部分领域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技术和设备、关键基础材料过度依赖进口,以及质量技术基础不完善、共性技术创新体系缺失等问题,使我国对产业链供应链部分关键环节的掌控力较弱,局部受阻或断裂的风险较大。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当前,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正持续显现。我们需乘势而上,持续巩固经济恢复的基础,积极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特别是要在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上切实发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第一,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需对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链进行系统梳理,摸清薄弱环节、找准风险点,分行业做好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助力地方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推动对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的一体化配置运用,着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要从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第二,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持续巩固制造业优势。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在驱动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能有力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的重要优势。需采取有力措施提高企业根植性,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当向外转移时要尽量把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第三,以企业为主体,促进“点”“链”协同。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中小企业做专做精,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带动作用,使其重点掌控产业链供应链中战略意义强、技术含量高的关键环节,引导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制定供应链风险预警和应对方案,提升其节点支撑能力。

      第四,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合作,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立足国内大循环,将产业链优势和大市场优势相结合,优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明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产业链补短板和锻长板的关键环节,以及需要协调推进的重点项目,使其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推动超大城市功能疏解,把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作为培育都市圈的重要内容,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产业分工格局。加大对内开放力度,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增强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实现东中西部合理分工、协同联动发展。

      第五,切实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促进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国际供应更为多元化,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建立与高水平开放相适配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库、安全评价体系及预警机制,并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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